完整不同于印度其余邦乡村落伍、贫困、龌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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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风行的一本名为《桃李》的长篇小说，详尽地描写了一幅中国当代部分大学教授、知识分子形象图：出则豪华轿车相迎，入则妙龄美女相伴，乘则必打波音的（喻坐飞机如打的），住则必星级宾馆海景房，吃则海鲜大餐，喝则人头马XO，玩则高尔夫球夜总会……而且，这并非小说虚构，这全都是事实。如书中所写的某京城名校法学博士导师为小蜜（艰深一点说是二奶，文雅一点说是情人，当然贵为博导，当前一称说为宜）在海口十丈软红所杀之事，就是人人皆知的风骚韵事。中国当今一些教授、知识分子的风花雪月之情和高雅之举动作为，由此可见一斑。知为什么，这倒使我想起在印度接触过的一些知识分子。
    N也是一名律师，长得黑黑瘦瘦，非常精悍，他是当地的名律师，政府高官、商贾大亨都意识他。他还有一位英俊且活跃的妻子，与他相敬如宾，并且也是他的良知，挺着个大肚子还支持他的一切工作，包括招待我们，带我们参观、购物。他们的日子可以说原来过得很润泽。但他很苦闷，他最大的苦闷倒不是象《桃李》中那位博导兼律师一样专心想着如何打官司赚钱，他最大的苦闷是如作甚在全球化冲击下日益清苦的下层民众多做点事，使他们的日子稍稍好过一些，使他们不那么贫困。所以他组织一些生活绝对优裕的城市中产阶层利用周末去乡下为农民提供技术辅导、教育培训、法律征询、医疗服务等等，一切是免费的，还得自己带干粮。他们长期如此，可以说乐此不疲，从好些年前一直保持到现在。但他的懊恼是好像这样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当地的百姓还是在全球化冲击下，日子越来越难过，对生活越来越感到绝望。大批外来入口使得农产品价钱连续降低，他和农民们都一筹莫展。
    和N相处的几天里，他每天带我们坐一部印度产的摇摇摆摆的小轿车（印度基本上没有本国车）在椰子树遮天蔽日的乡间小路转来转去。冒着燥热，满头大汗，我们去看他们辅助组织的妇女自助小组如何自制肥皂、纺纱或做手工艺品，还有他们组织的妇女培训班，他们提供资金的幼儿园与小学校等等。N忙前忙后，介绍、致欢送词、发表讲话、讨论、交流，我想确定会影响他打官司赚钱，但他不在乎。他在乎的是乡下的工作又有了什么进展，虽然那都是他业余的志愿工作。
我还想起他热情的妻子和我们翻过的独一一次脸。那是在一条小街上，我们中间有人看到一种包装不错的衣服很有印度服装特点，就想买。N的妻子立刻禁止我们，让我们去隔壁看一种比较简陋的的农民自制的民族服装，竭力发动我们买这一种，说价格廉价，又经久耐用。我们买了一些。但那位同行还是回过火去买了他最初看好的那件衣服。尔后，N的妻子就始终嘀嘀咕咕，粗心是那是外资企业出产的服装，又贵又不好。她绝不粉饰她的不满，对那位同行从此敬而远之，却让我们对她更加敬仰。
         还有一位名牌大学的退休教授，早年的美国博士，Z先生。他退休后没有在大城市里安度暮年，而是跑到偏僻的十字街头，在荒山野岭建了一个农村综合研究院。这个研究院的目标，一是研究对农民有用的实用技术，二是把这些适用技巧传授给周边乡镇的农民们。他们按期举行青年农民培训班，供给教室宿舍，让他们象学生一样来这里学习、训练。我们去研究院时，正有一群青年男、女农民在学习如何建公道应用沼气的厕所、厨房，他们在一个示范厕所前，环绕着老师，睁大眼睛，宁静地听课，眼珠里闪烁着亮堂的光。我们走从前，他们对Z先生均纷纭致意行礼。
研究院里草木旺盛，郁郁葱葱。我们在不大的院子里参观，发现里面竟然包罗万象，有各种蔬菜的种子基地，有鱼苗培养池，还有纺织、制皂教室，甚至还有种鸡、种猪场。可以说，小小的研究院竟是一个真正的农业大学，而且学生是真正的农民。      
我们和研究院的老师们座谈，发明他们居然全体都来自城市，是被迫来这里教养、工作的。一些是退休的教授、专家，一些是年青的学者、博士，他们其中有大学校长、系主任，他们废弃优厚的待遇与高薪，离开繁荣都市，来到偏远的荒山上。他们在这里工作完全是责任性的，相似意愿服务，简直是免费上课，只有一点少得可怜的生活费。但许多人在这里一呆就是好几年。他们自己着手盖屋子、种蔬菜、养鱼和养鸡，过着与古代生活完全隔断的生活，但他们很当真地手把手地教那些来加入培训的农民。
我暗地里思索：他们的动力是什么？N和Z这样的人。他们出于什么样的能源，这样无私地工作和贡献。我听说印度文化中有一个这样的传统，那就是印度教的教义把人的毕生分为四个阶段：头二十五年是青年学习阶段，接着二十五年是家庭阶段，再接着二十五年是放弃物欲，反馈社会，最后二十五年是与世无争，在山中修行，独善其身。总之，人到某一阶段后就不再索取，而是要付出。这据说是印度文明无比长久深远的传统。这或许是印度知识分子不讲求享受、注重献身的精神源头。可见，宗教的因素有时是无法计算的。印度宗教中，对吃苦的贬斥，对刻苦修行的强调，对奉献的高度赞美，使印度知识分子大都看轻身外之物，不重视物资享受，甚至一夜之间就决定把毕生积攒的财富全部奉献出来，用来造福社会。此外，甘地在印度知识分子中的影响是超乎我们中国知识分子设想的。在印度，甘地几乎是神，是偶像，不象我们这儿，几乎所有的偶像都被我们有意无意请下了“神坛”，**在地，还要踏上一千只脚。人们再无仰望的对象，学习的榜样，谁也差未几，无所谓神圣，无所谓信奉。个个以自我为中心，人不为己，不得善终。但是，在印度，人人说起甘地都肃然起敬，他的事迹连小孩都耳熟能详。甘地的自我控制，甘地的艰难朴素，甘地的白手起家，甘地的奉献精神，甘地的民族主义，是所有印度知识分子奉为真谛的准则。尤其甘地倡导的义务奉献精神、为理想而献身的精神，指引了一代又一代印度知识分子。事实上，在我们的行程中，几乎遇到的每个印度知识分子都能随时随地援用一两句甘地的语录。
    这样的传统与尺度，做作塑造了印度知识分子奇特的精神面貌。N和Z这样的人，在印度不是特例，不是一个两个，而是有一大片，一大群。在印度，N和Z都属于一个叫KSSP（喀拉拉民众科学运动）的组织。民众科学运动（PEOPLE’S SCIENCE MOVEMENTS）来源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最初是一些科普作家想在民众中普及科学知识，并以此来废除印度民间普遍的科学风尚与等级轨制。他们先是用本地语言（印度方言繁多）在各地报刊上写科普文章，逐渐造成了必定影响。但他们还不满意，于是自己办科普杂志，出版科普著作。最后，他们索性成立一个科普作家论坛，以组织的方法开展工作。他们的行动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包括一些著名的科学家、社会学家。他们的组织扩张敏捷，开展的工作也很快成为全国性的运动。比如他们逐渐将科普推广工作细化，出版专门针对妇女、儿童的科普读物。他们还把出版发行书籍赚来的钱用于扫盲、科技辅导、农民培训等工作，组织那些对科技感兴趣的底层大众学习、利用书中介绍的日常家庭、生活科技小知识。他们生产简单易用的合适家庭生活的科技专利产品，以本钱价卖给学习者，使他们在运用进程中领会到科技的作用与好处，增添对科技的兴致，并引发他们的亲朋挚友的好奇心，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参与进来。随着民众科学运动声势越来越浩瀚，他们也不再仅仅限于科普工作，而是积极地参与诸如乡村改革、妇女解放、环境掩护、反全球化及政府选举，成为一枝影响力越来越强的社会力量。其中，印度西南部喀拉拉邦的民众科学运动工作又开展得最好，主要是因为当地执政的左翼同盟将民众科学运动纳入政府计划，有意识、有步骤、有组织地在全邦推广这一运动，从最基层的乡镇开始，将全邦的社会气力都调动起来了。而这又吸引了全国范畴内有改革意识的知识分子，一时，喀拉拉邦成为民众科学运动的一个中心，数以十万计的热血青年、社会志愿者奔赴乡村、原野、深山和学校，为底层百姓义务服务，忘我奉献，浮现出印度知识分子最光荣照人的一面。
然而，在现有的不公正不公平的全球化体系下，如果无法彻底转变既定秩序与规矩------不仅仅是海内的，也包含国际的，知识分子的热情与努力并不能抵御跨国资本无情的侵袭与抢夺，也无奈拦阻全球化滚滚洪流席卷所有的威力。所以，印度知识分子广泛陷入一种无奈与悲愤之中，他们灵敏地感到到了第三世界国度包括印度日趋边沿化的困顿，也眼睁睁地看着绝大部分一般民众的生活日趋贫穷化，陷入被剥夺被压迫的窘境，在全球化的洪水中苦苦挣扎。在印度，最感动我的就是这些热情而充满良知、正义感的知识分子表示出来的内心充满煎熬般的焦急、疼痛与迷惑，他们脸上的那种义无反顾的彻底的决绝的表情，以及明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壮的的努力。他们深知那可能只是徒劳的无望的反抗与拼搏，但他们不甘不战而降，他们依然倾泻所有的热情与血汗投入其中，希望以一己的努力与斗争减轻底层庶民的贫苦与苦难。因而，他们常会有中国知识分子眼里的激进之举。
    有一位S教授，是一位彻底的民族主义者，他从来只用国产货。起先我们并不晓得他的坚定。在翠舍市，他陪我们逛街，穿过大巷冷巷，有时走得累了，渴了，我们坐下来，要可口可乐或矿泉水，S教授委婉地倡议我们喝椰子水。我们饿了，买饼干吃，S教授也不吃，他只吃印度人本人做的薄饼。我们有些好奇，又有些为难，无意地问S教学是不是不爱好喝可口可乐。S传授说我从来不喝可口可乐。素来没喝过？我们很惊奇。对，从来没有。S教授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为什么？我们问。S教授没有正面答复我们。他说他正和他的学生们发起一个“不喝可口可乐”的运动。他们的口号是：“不喝可口可乐，喝椰子水；不吃和乐雪，吃井水；如果买车，只买国产车”。S教授甚至把这称为第二次鸦片战斗，他说我们要警戒新的殖民化。他还说当年甘地发动反抗英国殖民统治时，曾号令印度人不买英国货，有人说如果不买英国制作的布，印度人就会没有衣服穿。甘地说：“我情愿赤身裸体，也不买英国人的布”。甘地的坚决，是迫使英国人不得不分开的一个主要因素。据S教授先容，“不喝可口可乐”的活动正在成为一个全国性的运动，而且颇有功效,他还深信终极能战胜可口可乐。
我联想到所看过的一个关于印度的材料，据里面介绍，麦当劳与肯特鸡进入印度多年，搜索枯肠，却毫无进展。肯特鸡甚至被迫于去年彻底退出印度市场，麦当劳到目前为止也才开了二十多家分店。而在中国，麦当劳与肯特鸡长驱直入，毫无阻挡，短短几年就席卷了中国几乎所有的大中城市。同行的王绍光教授感慨说：“与S教授比起来，中国可以说没有一个真正的民族主义者。”确切，在中国，不仅没有S教授这样彻底的民族主义者，民族主义还一度成为某些整天关在书斋里高谈所谓自在的高等知识分子们的围攻对象。
    在印度，我们还访问了在印度知识分子中申明卓越的M.P.先生跟V.R.先生，他们都是无论就社会位置仍是学术成绩都要比《桃李》中的那位博导要高良多的知识分子，在国际上也享有盛名。但就是这么两个人，他们也常常去乡下为农夫任务工作、劳动，甚至终年住在乡村。
M.P.先生早年留学苏联，是原子能专家。他在苏联留学时,就和几个留学生磋商，回国后应该为底层民众做点事。他们讨论来讨论去，假想过组建政党之类，但最后还是决议兢兢业业，用母语推进科学知识的遍及。M.P.一回国,就去接洽出版社,提出办科普刊物、出科普小册子，出版社告知他，已经有一个组织在发展这样的工作，即民众科学运动组织。于是，M.P.与大众迷信运动走到了一起，并逐步成为其核心人物。
    M.P.先生住在一大排豪华别墅的后面，简单朴实的两层楼，屋前屋后种满了树，绿荫掩映。我们到他家时，他正在看一本新书。那是他编的一本国际著名知识分子关于“9、11”事件的评论集，初版在印度已销售一空，正预备重印。看到我们进来，M.P.先生马上放下手头工作，与夫人一道为我们端上奶茶。M.P.先生个子不高，看上去异常朴实，平易近人。他的房里安排得非常简陋，只有简单的毛糙的几件家具，甚至比不受骗今中国农村稍好的家庭。而实际上，在印度，象M.P.先生这样的大学者是相对的高工资，本可以享受极其奢靡的生活。房子面积也不大，客厅、书房连在一起，到处都是书，沙发上、桌子上、椅子上，还有茶几上。我们就在书的蜂拥中开始交谈。
M.P.先生回想当年介入民众科学运动时，开始比拟单纯，主要还是想普及科学知识，认为这样就能够改革社会。所以他们的口号是“书是兵器”、“我们的无知是我们的敌人”。后来，意识到仅仅普及科学知识还不够，而且，要想真正大规模普及科技，还须要全部社会环境的配合，于是，社会改革工作提上了议程。从此，社会改造运动成为民众科学运动的一个重要部分。M.P.先生说：“权力不是给予的，而是争夺来的”。民众科学运动前些年推出的“人民筹划运动”，提倡参与式民主，让所有的人都能参与本地的发展方案与决策。M.P.先生说，参加本地的发展打算与决议，这样还可以防止大民主的弊病。因为，真正的民主就是小范围的，区域性的，谁也不可能对全国或全世界的情况一目了然，人生短暂，谁也不可能到处走动。但对本地本区域的情况，人们有发言权。所以，国民规划运动是以乡镇为根本单位的。这一计划得到了喀拉拉邦执政党的支撑。于是，以喀拉拉邦为试验基地，我们的自愿职员深刻下去，将一个一个乡镇动员起来，发起乡自治运动，组织人们选举，投票，讨论乡财政支出，乡发展计划，使有限的资金与资源用到了对大部门人有利益的公共建设上，也使喀拉拉邦的城市面孔一新，城乡基础没有差异，完全不同于印度其余邦农村落伍、贫困、龌龊的情况。在印度被誉为“喀拉拉模式”。我们以前说“小的是美妙的（Small is beautiful）”，现在我们还以为“小的是有力气的（Small is powerful）”。
V.R.先生是物理学家，早年德里大学的博士，著名的尼赫鲁学院院士，并曾任多届印度政府教导委员会委员----我顺便插一句，我留神到刚中选的印度总统也是一位核物理学家，独身，喜欢诗歌，其生活也是十分随便、简单，甚至不太象一个大国总统，或大学者，这或许是印度知识分子共有的特色吧。年轻的时候，V.R.先生就长年在农村做研究工作，改革科学教程，以便于推广。他有十七年的时间一直呆在一个名叫高山加拔的农村做考察研究，搞实验。1990年以后，他投入全国扫盲运动，到过三百多个乡村，接触过无数的农民，毫无所谓大学者的架子，照样和其别人一样上课培训、组织开会讨论和写书写文章。
V.R.先成长得高大硬朗，留着络腮胡子，面容黧黑，如果不是当时据说过他的种种光辉业绩，我们无法信任他是一位声名赫赫的学者。我们见到他时，他正毫不顾虑地坐在地上，和身边的几位农民交谈。他看去和其他人毫无区别。只是他将眼光投向我们时，他的眼神执着动摇，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
V.R.先生说起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他在德里大学读书时，?里大学恰是社会运动最活泼的重镇。而那时也是印度社会思潮喷涌、风波激荡的年代，他就是在那个时候迷上了马克思、毛泽东等的著述，深受左翼思潮的影响。那个时期，人人豪情弥漫，年轻人通宵开会、争辩，彻夜不眠。一大量出生中上层社会家庭的年轻人也热血沸腾，摈弃优胜舒服的城市生活，奔赴农村，追求社会改革之路。因为不满不同等不公正的旧有社会体制，V.R.先生还上深山打过游击，直到革命遭受挫折，陷入低迷。当步队只剩下五个人时，他们坐在丛林里苦苦思索，不懂得事件为何会变得如此蹩脚。一夜醒来，V.R.先生发现其他几个人也不见了踪迹，他并不惶恐，但陷入了更痛苦的思考。最后，他还是决定下山，从新进入原有的体制，尝试从内部改造。几十年，V.R.先生从未放弃当年的幻想，始终抱着为底层民众服务、为底层民众争取平等与权利的信念，活跃在社会改革与改造的前沿。
V.R.先生当年在丛林里的苦苦考虑使我联想起连日来在印度见到的一些让人永远难忘的情景。有一次，在一个农村，黝黑的夜晚，已十点多钟，因为要选举KSSP处所负责人，几百位农民代表在已连续开了两天会、每天早起晚归的情况下，仍旧情绪丰满，坐在简陋的暂充会议室的小学教室里继承开会。候选人轮流上台报告，代表们认真凝听。累了，他们就休息一下。他们还唱歌。歌声宏亮、高亢，久久地在漆黑的夜空中回荡。连孩子们都动员起来了，为大人们送水，收拾选票。这是KSSP发起的“人民计划运动”的一个局面。与1940、1950年代中国的土改运动何其类似啊----这一运动为国际社会盛赞为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最重要最巨大的事件，并因此奠定了后来改革开放的基本。谁说底层民众素质低，不懂民主？只有真正关联到他们的彻身利益，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他们比谁都更踊跃、更自动、更自发。听KSSP的人介绍，这些代表没有任何补助，全是强迫，而且还必需经由剧烈的竞争才干入选，有些代表还因为住得远，晚上只能在教室里睡书桌，已经连续两天了。人们还是如此情绪高涨，踊跃参加，基本不用动员。我们走进会场，立即掌声如雷，在阴暗的灯光下，我看到一张张朴素、热情和冲动的面貌，还有一双双晶莹、充满盼望的眼睛。我们也为会场的气氛所沾染，固然已持续奔走了好几天，但此时毫无睡意，疲乏顿消。后来好几天的时光里，我还不能安静下来。脑海里一直存印、回味着那个场景。
     还有一次，是和KSSP的一些成员去一个深谷上的热带雨林维护区。动身时，由于在前两天的探讨中，大家都为全球化激烈冲击导致当地农夫生涯程度急剧降落的恶劣状态觉得毫无措施，束手无策，因此没精打采，情绪低落。所以车厢里洋溢着一种措手无策达观扫兴的氛围，个个无精打彩。但跟着汽车爬得越来越高，在山腰间回旋而上，天越来越黑，大家的情绪反而好起来，先是有一两个人开端唱歌，后来越来越多的人应合，最后大家亢奋起来，竞赛着唱歌，一首接一首，一个接一个，把但凡能想起的歌都唱了。五音不全的，断断续续的，大家都在唱。歌声此起彼伏，印度的，中国的，搀杂在一起，歌声冲破了重重黑暗，回荡在大山的深处，在丛林的上空。大家把嗓子都唱哑了，还在持续唱。印度人本就是能歌善舞的民族。那一夜大家更是唱得如痴如醉，多少近猖狂。坐在黑暗中，听着高亢的歌声，我沉迷在一种深深的激动中，流下了眼泪，心里充斥一种盘根错节的感情，既乐观又悲观，既满怀希望又充满绝望，是啊，这些仁慈的、热忱的、充满正义感的人们，现在面对这严格的全球化事实真是艰苦重重啊。我感到自己从心坎深处爱上了这些纯朴、充满同情心与良知的印度知识分子，对他们布满敬意，并发生了一种强烈的兄弟般的感情。我是为我们独特面临的境遇与悲情而苦楚，为他们的悲愤与坚强的完全不甘屈从的反抗而震撼，为远景的迷茫而与前所未有的怅惘而感到脆弱，而哭。污浊的泪水洗刷着我的脸庞。
从印度回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还不能忘却那些为底层民众而奔波的印度知识分子，他们的那种苦行僧的形象。比方来机场接我们的KK，拎着一个小箱子，坐了十多个小时的火车来接我们。KK一副苦力的模样，长得粗壮高大，皮肤漆黑，留着一撇小胡子，总是精神抖擞，脚步促。他每天坐着拥挤的昼夜驰骋在印度各个乡村城市的火车到处奔走，在濒临赤道的酷热的气象里汗流满面，拎着简略的行李，随时筹备在一个偏僻的小站下车，去某个乡村工作。我们开始还以为KK只是民众科学运动的一个普通工作人员，后来才知道，KK是首都新德里有名大学的教授。但他就是这样一副苦力的样子容貌，长期奔忙于田间山野，为着一个自己心中的目的。或者，当年甘地也是如此平民赤脚地奔走的。当今中国有几个知识分子可能如此呢？
鲁迅先生曾有过对于“香汗与臭汗”的精辟阐述，当初看来，这真是差别知识分子的一块试金石。有些人终日出入沙龙、大学、研讨所、会议室和宾馆酒店，热衷于一个接一个的研究会、国际交换，热衷于缭绕着显贵抬头弯腰屈膝媚骨以赢得一点小好处，天天享受着空调寒气，当然不必流臭汗，他们也早已不知同情心、良心为何物，甚至宣传穷人是活该，贫富迥异乃理所当然之事。我经常耐闷：曾经被誉为人类良知的代表、人类反抗与猜忌精力的象征的知识分子为何会变得如此鲜廉寡耻，欺软怕硬，没有一点骨气，没有一点良心，甚至为民除害？
也许，这只能归纳为我们处在一个更加不平等不公正的世界。一种新的关于等级关于秩序的意识状态人不知鬼不觉地已彻底改变了我们，而我们自己还没有觉察，还被蒙在鼓里。在当今世界上，豪华住宅区将城市里的穷人与富人完全隔离开来，所谓中心城市将落后地区与富饶地域完全隔离开来，所谓八国团体将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完全隔离开来，在民主自由革命一百多年以来，新的更多的隔离区与集中营日益增多，鸿沟与差距日益增大，甚至比以往任何世纪更胡作非为地扩大着，以所谓自由的名义。
    但人们一点也没有感到现代世界系统哪里出了问题，还认为从来如此，天经地义，连一点质问与疑惑都没有。仿佛只要不动刀动枪，用毒药慢性杀人就可以容许。一千多年以前，知识分子们尚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叹，再安于朱门深院的富朱紫家，出门尚能看见“冻逝世骨”，至少还会有所触动。而如今，住在奢华城市的中央区或CBD地带，出门满眼只有鲜花、豪华气象、霓虹灯彩闪耀，根本看不到任何穷困迹象，穷人踪影，更遑论“冻死骨”了。因为穷人与贫民区早已被赶到城市的远郊，从人们的视线里消散了。而衔接一个又一个中央城市与大都市的，是飞机、豪华高速列车，于是，民主自由世界以其最高超的奇妙手腕、以自由流动自由抉择的名义使穷人与贫民区世间蒸发了，于是，富人们心安理得，万事大吉。在这样的世界里，当然只有穷奢极侈，明争暗斗，只有竞比拟富，唯利是图，只有有钱时的踌躇满志，钱少时的失踪自大，自得与潦倒均以财产为中心，哪里还可能有一点所谓同情与恻隐。
    我曾经读到过一个上海白领的心理话，他说他一直到二十多岁，还以为全中国都跟上海差不多，所有的人都是衣食无忧、到处都是鲜花绿地、高楼大厦呢。直到他参加了工作，去西部出了一次差，才深为震动。我相信，这是所有现在出身于大中城市、中上层人家的孩子的普遍的真实写照。他们的教育词典里，他们的生活圈子里，甚至他们的目光所及，都没有了穷人这个词和形象和贫民区这个概念，真实的世界被虚伪地丑化了，残暴的社会现实被巧妙地掩蔽了，即使电视中、报刊的角落里偶然呈现，那也只是带着表演性质的一闪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