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

无心的错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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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所谓的“群体实现了一次对自己的诈骗”，何尝不是信仰本能的再次体现呢？平心而论，我对他们居高临下的精雄姿态有点恶感，只管并不强烈。
　　二○○八年注定是一个不平常的年份，不论接下来还会产生什么事件，会发生多少事情，半年来一系列事件所带来的震动，注定会影响整整一代人。当然，这些事件的影响也会波及之前的几代人，但对他们而言，基础塑造早已完成，他们现在只是相应调剂。
　　我们是共和国树立之后的第四代，是真正意思上没有信仰的一代。这跟我们成长在一个重商主义时代的生活背景有关。骨子里，我们这一代人大抵以适用主义的方法对待全部世界，并赖以安身破命。没有相对的真谛，只否认现实的可操作性。我们对民主和自由的立场也是如此。所以，八九年时我们确立了自己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二○○八年，我们正在修改对国度的态度。而第三代人仍在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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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地震后，我看见有名时评家笑蜀于第一时光，在凤凰网的个人博客里怒叱电视节目仍歌舞升平，并大声质问为何不降半旗；紧接着，那位学识让我敬佩而人品让我颇有微词的李学勤先生，更是在一片救济声中，发出了“天谴”的悲鸣――与其说他们这是对平民的人性关心，不如说是基于信仰的一种本能，他们前提反射似地用呐喊为布衣死亡降半旗，表白一种并不算太费解的政治批评。

　　说瞎话，下笔时我迟疑了很长时间。作为一个湖南人，我受不了湖南人的自我吹捧，今天，网上随意哪个湖南人都知道几句杨度的《湖南少年歌》，湖南人对自己夸奖的说辞之多，搞得湖南人像是中国境内另外一个完整不同的种族，而长沙人自我认知的自负，更是世上绝无仅有，因为长沙人的精神是“心忧天下，敢为人先”，这可是1995年长沙十万市民自己投票选出来的。惟一可与这种自卑相媲美的，是在岳麓书院一副不太着名的楹联：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馀波。
　　长沙人确切有理由自信，数一数岳麓山上那些大墓，数一数它周边几十里内埋着的英名，你就读完了半部中国近古代史，与其余领有光彩历史的城市不同，长沙人从历史中得来的自负是如斯逼真，――它不富也不大，只在中西部地域委曲算经济最发达城市，却占有与其范围不相当的超强文明辐射力，而且，它活气如此茂盛，其一般市民日常生涯和文化的丰盛性，甚至超越沿海发达城市。
　　但它的“心忧天下，敢为人先”，在今天无论如何是个伟大反讽。
　　每个周末下战书，北京飞往长沙的航班，常常会有一小批只为赶来长沙看夜总会的北京人，虽有语言的阻碍，但不妨害他们以为这里歌舞晚会程度中国最高。十多年来夜总会长盛不衰，长沙当然是中国娱乐之都，当然，长沙也是中国的“脚都”，每个晚上，一半长沙人给另一半长沙人洗脚。
　　固然，长沙人可能会说，长沙有多少知名工业企业，产业增加速度甚至一度超过第三工业，他们还会说，长沙当初是中国新兴的动漫之都，但实质上，长沙是一座快活大本营，没有哪里有这样高密度的歌舞厅和酒吧，不哪座城市的国民这麽舍得而且理解。而这个城市标记性的品牌，是“电视湘军”，它的定位和方向是中国所有媒体中最旗号赫然的：娱乐！娱乐！娱乐！
　　自我认知与事实悖离最大的人群，莫过于长沙人，他们自认是存在大方果敢豪杰气势的群体，而实际上他们却是中国最有娱乐精神和娱乐禀赋的群体，後者正是对前者最绝妙的反讽。这座城市市民的惟一公共生活，可能就是娱乐吧。
　　不是没有人留神到口头的好汉主义与事实上的宏大落差。2006年长沙公交车上一起窃案，上前禁止暴徒施暴的是个湖北人，而无数长沙人全都是看客，这在红网引发湖南人的血性是否被狗吃了的谈论，争辩扩大到了报纸、电视，论断你猜得到，大局部人认为这压根就不能证实他们的脆弱，怒火更多冲着那位试图反思的可怜虫，特别可笑的是，最後人们再次从历史书上找到了自己有血性的证据。这就是长沙人的娱乐精神。
　　我在长沙生活多年的乡亲多对长沙人印象不佳，说他们广泛轻薄虚夸圆滑，这个城市全体的发明力和热忱集中在吃苦主义的浮华寻求上。而一百年前，长沙士绅们发现本地呈现叶子牌时，曾惊呼这种使江南和粤人奢糜的游戏长沙人怎麽也会接收。我总在猜忌，长沙人说自己“心忧天下”时，多半把自己当成了一百年前的长沙人。
　　在我看，“策”或者“娱乐”才干代表今天长沙人的精神。我不认为娱乐精力有什麽不好，实在，在正常情形下，充斥娱乐精神的市民必定远比“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市民更幸福，社会也更安宁畸形。
　　然而，长沙这样的城市，称自己“心忧天下”特殊好笑。厦门人能够说自己心忧天下，最少他们会为了自己的家园走到一起集体漫步，广州深圳新市民可以说他们心忧天下，他们不像政治观点守旧的长沙人，一点不爱谈政治，但是，他们有中国最发达的民间基层社团组织，扶贫帮困素来不绝如缕，汶川地震，没有任何命令，无数民间意愿者即时出发，长沙则在好些天后才对猖狂的娱乐紧迫踩一脚，也有各式人等捐献物质，他们镜头感特别好。
　　当然，长沙人确实很特别，他们拥有某种跨阶层的英雄想象，一个街头小愤青可以把自己想象成随时能芒鞋千里锄不平的烈士，一个端着咖啡的小资读着本乡英雄传会觉得自己血管里也有英雄因子。甚至，娱乐本身也成为他们特殊性的证据：湖南人做电视做这样牛，是因为他们敢为天下先！
　　如果尼尔?波兹曼有幸能在长沙有一个月的生活休会，我想他会把《娱乐致死》这本书重新写过，里面的例子和场景统统改成长沙。没有什麽比波兹曼的原话更能体现一种文化批判视角下的长沙：“这是一个娱乐的时代，一切公家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涌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导、商业都迫不得已地成为娱乐地附庸，毫无牢骚，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使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致死地物种。”
　　有哪座城市的人群被本身的娱乐文化如此水平地转变？――本地人或者很难分清长沙与株洲的口音，但假如你晓得什麽叫“策”，那麽一定能从人群分出谁是长沙人。而置身娱乐业本身也成为良多人的幻想，我家一位小妹妹说，在长沙，“H”形的湖南广电大楼，是无数少男?女心中通往迈向光荣与盼望之门，为此她考进了北京一家新闻学院。
　　不外，她没有抉择进那幢“H”型大楼，虽然她同时接到卫视和经视的邀请，除了高强度的劳动与回报不成比例，最主要的是，对在北京里受过理想主义陶冶的人来说，那里与“幻想”二字无缘，在广电大楼里，消息部分是最不挣钱也不被器重的部门。
　　我读到过好几篇论文探讨电视湘军的娱乐至死景象，这与老羞成怒的一群CCTV人扎堆声讨湖南卫视的恶俗不同，它们大都留心到湖南卫视娱乐产品的性命周期在同质化竞争中敏捷变短，根本都把这种适度娱乐化视为贸易化和产业化的必定成果，这好像是在响应“娱乐致死”的实践。
　　不过，作为一个看了20多年湖南电视的观众，我要说，不，不是这样的，他们尽力的方向并非如此，1986年湖南台就有了《焦点86》，一个爱好晃着大圆脑袋谈话的家伙天天准时能把我们全家唤到屏幕前，我清楚记得，这个叫施华耕的人用“警方”这个词取代“公安机关”时，给我这个初中生的震撼和恼怒：这不是学西方的声调刻意拉开与人民公安的间隔么？我批驳湖南电视的娱乐化，但永远不会忘却它20年前就曾推出过施华耕。
　　我还记得，湖南台曾有过一系列很受欢送但却静静下马的非娱乐类节目，譬如《新青年》、《新闻察看》、《有话好说》、《本日谈》等等，部分节目水平在我看，要远高于CCTV。在今天的中国，处所台没有机遇经营社会时政类栏目，在CCTV的《焦点访谈》都日渐变成《新闻联播Ⅱ》时，电视湘军轻装上阵全面娱乐化，着实是对生存环境的自动适应。说真话，我想即便是波兹曼自己，经过调研後也该对湖南电视的全面娱乐报以深入同情的懂得。
　　而且，长沙的娱乐化应当没有波兹曼概括的那样重大吧。因为与西方不同，中国在民间未曾发生过有关政治、宗教、新闻的大众话语，从来不曾有过，天然谈不上被娱乐化，在长沙这样一座已经快乐大本营化的城市，也看不出人们对此有何渴求。
　　长沙不像京沪穗深那麽有钱，可以有更多元的休闲取舍，所以它更易被民众媒体调动，所以，彻底娱乐化的湖南电视与歌厅文化合伙重塑了长沙人。中国事个市民完全没有真正公共政治生活，也缺乏公共文化生活和公共娱乐的国家，长沙人好歹还有本土丰硕的娱乐产品自选，长沙人应该是幸福的。
　　其实，我写到这里，已不知如何扫尾。我不能忘记，在写这个标题征询几位湖南老乡时，电话那头传来胸膛深处的叹气：
　　你应该把它写出来！这种全部心理和智力都用在娱乐上，然後又被自己的产品彻底驯服，这种幸福，其实和大白鼠被乙醚麻醉前的高兴是一样的。你看这次大地震，人们被画面和音乐沾染，一起领略过悲壮和肃穆之後，忽然就认为自己经由一次浸礼，一次人格的升华，其实这都只是一种自我设想，其实，是大家有意无意与媒体一起合谋，集体完成了一次对自己的诱骗。这就是我们的所有都诉诸于娱乐抒发的悲剧。
　　谅解我没有才能开展陈说这样残暴的观念，因为我感到，娱乐行动自身，在中国切实已承当了太多的道德责备，就如麻将之于中国人民，真实                  未审是上苍赐下的最好礼物。我曾见到有个城市，在火把到来之前一天，仅市内交通管制引发的好奇，就招惹得全城老庶民空巷出来看热烈，看到那一张张空泛幸福的脸，我真想为这个城市大哭一场。
　　比拟之下，长沙人是多幸福，娱乐致死就娱乐致死吧。（完）
　　前几天，因为感到所谓的“七○后”、“八○后”的说法并不迷信，我试图以大事件为节点，对建国后的几代人进行从新梳理。大体的命名是“抗美援朝的一代”（52年）、“文革的一代”（66年）、“改革的一代”（78年）、“八九一代”和“○八一代”。后两种以年命名，分辨对应我们这一代，和我们之后通常所谓的“八○后”一整代，外加部门1990年代初诞生的人。
　　文章最后第三小节引述的所谓“集体完成了一次对自己的欺骗”的说法引起了我的注意，我突然意识到，我之前对我们这一代人作的一个政治性断定，是个误判。
　　方才在路透社中文网站看到一篇文章，题目为《娱乐致死》。为了防止误读，全文转摘如下：
　　直到我看到上边这篇文章，我才发明我错了，烙印最深的不是我们，是咱们之前的多少代人。为什么？因为他们是有信仰的几代人。最早的一代人信奉共产主义，第二代人信仰毛主席，第三代人在改造开放、思维解放的社会进程中，信仰了民主和自在。这是信奉不能缺位的几代人，当最初的两代人由于固有信奉幻灭，要么依附过滤记忆而陷溺于对毛泽东时期的怀念，要么纷纭皈依宗教跟命理学时，第三代人则在西方事实政治的成功中，坚守着本人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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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到底想说什么？(2008-06-07 02:14:01) 标签：杂谈  分类：杂记
　　我们这一代则是“八九一代”。理由，信任大家都明白。也正因为这理由，我前几天过于自负地对我们这一代人下了个定语：民主和自由在我们这代人身上，留下的烙印最深。
　　长沙：娱乐致逝世
　　2008年 6月 4日 礼拜三 16:20路透社
　　文/黄章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