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逝世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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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就是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为十八日在段祺瑞执政府前遇害的刘和珍杨德群两君开追悼会的那一天，我独在礼堂外彷徨，遇见程君，前来问我道，“先生可曾为刘和珍写了一点什么没有？”我说“没有”。她就警告我，“先生仍是写一点罢；刘和珍生前就很爱看先生的文章。”
    这是我知道的，凡我所编纂的期刊，大略是因为往往有始无终之故罢，销行一贯就甚为寥落，然而在这样的生涯艰巨中，断然预约了《莽原》全年的就有她。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这固然于死者绝不相关，但在生者，却大抵只能如此而已。倘使我可能信任真有所谓“在天之灵”，那做作能够得到更大的抚慰，―― 但是，现在，却只能如此而已。
    可是我真实                  未审无话可说。我只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四十多个青年的血，弥漫在我的四周，使我艰于呼吸视听，那里还能有什么语言？长歌当哭，是必需在痛定之后的。而尔后几个所谓学者文人的阴险的论调，尤使我觉得悲哀。我已经出离恼怒了。我将深味这非人间的浓黑的凄凉；以我的最大哀痛显示于非世间，使它们快意于我的苦痛，就将这作为后死者的微薄的祭品，奉献于逝者的灵前。
二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么的哀痛者和幸福者？然而造化又经常为庸人设计，以时光的流驶，来洗涤旧迹，仅使留下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在这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又给人暂得偷生，保持着这似人非人的世界。我不知道这样的世界何时是一个止境！
    咱们还在这样的世上活着；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离三月十八日也已有两礼拜，忘记的救主快要来临了罢，我正有写一点货色的必要了。
三
    在四十余被害的青年之中，刘跟珍君是我的学生。学生云者，我向来这样想，这样说，现在却感到有些迟疑了，我应当对她贡献我的悲痛与尊重。她不是“苟活到当初的我”的学生，是为了中国而逝世的中国的青年。
    她的姓名第一次为我所见，是在去年夏初杨荫榆女士做女子师范大学校长，开革校中六个学生自治会人员的时候。其中的一个就是她；但是我不意识。直到后来，兴许已经是刘百昭带领男女武将，强拖出校之后了，才有人指着一个学生告知我，说：这就是刘和珍。其时我才干将姓名和实体结合起来，心中却暗自惊讶。我素常想，可以不为势利所屈，对抗一广有羽翼的校长的学生，无论如何，总该是有些桀骜锐利的，但她却常常微笑着，立场很平和。待到偏安于宗帽胡同，赁屋授课之后，她才始来听我的讲义，于是会晤的回数就较多了，也还是始终微笑着，态度很温和。待到学校恢复旧观，昔日的教职员认为义务已尽，筹备陆续引退的时候，我才见她虑及母校前程，黯然至于泣下。此后仿佛就不相见。总之，在我的记忆上，那一次就是永别了。
四
    我在十八日凌晨，才晓得上午有大众向执政府请愿的事；下战书便得到噩耗，说卫队竟然开枪，死伤至数百人，而刘和珍君即在遇害者之列。但我对这些传说，竟至于颇为猜忌。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歹意，来揣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下劣凶残到这田地。况且始终微笑着的和气的刘和珍君，更何至于无故在府门前喋血呢？
    然而即日证实是事实了，作证的便是她本人的尸骸。还有一具，是杨德群君的。而且又证明着这岂但是杀戮，几乎是虐杀，由于身材上还有棍棒的创痕。
    但段政府就有令，说她们是“歹徒”！
    但接着就有谣言，说她们是受人应用的。
    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理解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原因了。沉默啊，沉默啊！不在缄默中暴发，就在沉默中消亡。
五
然而，我还有要说的话。
    我没有亲见；据说她，刘和珍君，那时是怅然前往的。天然，请愿罢了，稍有人心者，谁也不会料到有这样的罗网。但竟在执政府前中弹了，从背部入，斜穿心肺，已是致命的创伤，只是不便死。同去的张静淑君想扶起她，中了四弹，其一是手枪，立仆；同去的杨德群君又想去扶起她，也被击，弹从左肩入，穿胸偏右出，也破仆。但她还能坐起来，一个兵在她头部及胸部猛击两棍，于是死掉了。
    始终微笑的和蔼的刘和珍君确是死掉了，这是真的，有她自己的尸骸为证；沉勇而友好的杨德群君也死掉了，有她自己的尸骸为证；只有一样沉勇而友爱的张静淑君还在病院里呻吟。当三个女子从容地转辗于文化人所发现的子弹的攒射中的时候，这是怎样的一个触目惊心的巨大呵！中国军人的屠杀妇婴的伟绩，八国联军的惩创学生的武功，可怜全被这几缕血痕扼杀了。
    但是中外的杀人者却居然昂开端来，不知道个个脸上有着血污……
六
时间永是流驶，市井仍旧太平，有限的多少个性命，在中国事不算什么的，至多，不外供无恶意的闲人以饭后的谈资，或者给有恶意的闲人作“流言”的种子。至于此外的深的意思，我总认为很寥寥，因为这切实不过是徒手的请愿。人类的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构成，当时用大批的木材，成果却只是一小块，但请愿是不在其中的，更何况是徒手。
    然而既然有了血痕了，当然不觉要扩展。至少，也当浸渍了亲族；师友，爱人的心，纵使时间流驶，洗成绯红，也会在微漠的悲哀中永存微笑的和蔼的旧影。陶潜说过，“亲戚或余悲，别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倘能如此，这也就够了。
七
    我已经说过：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但这回却很有几点出于我的意外。一是当局者竟会这样地凶残，一是流言家竟至如斯之下劣，一是中国的女性临难竟能如是之从容。
    我目击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的，虽然是少数，但看那老练坚定，百折不回的气势，曾经多次为之感慨。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相互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诡计秘计，压制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灭亡的明证了。倘要追求这一次死伤者对于未来的意义，意义就在此罢。
    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盼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
    呜呼，我说不出话，但以此留念刘和珍君！
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二日《语丝》周刊第七十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