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将国有资产分给国民、实现“全民所有”了

牵着手走着1

　　依据一些研究机构前几年做的估算，到2006年年底，国有土地的总价值在50万亿元左右，全国有11.9万家国有企业，所有国有企业账面资产加在一起是29万亿元。把国有土地和国有企业资产的财富加起来，国有资产的价值约79万亿元人民币。而民间到 2005年年底，全国城镇居民的金融资产总值是21万亿元。这象征着，国有资产是城镇居民金融财富的三倍多，这是造成中国经济结构不和谐、老百姓从经济增长中分享的好处少、经济模式难以转型的根本起因，这种局面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
　　其次，只管一些国有企业盘踞垄断资源，应用垄断向社会高收费，也享受了那么多优惠政策和银行贷款，甚至得到征税人的财政补助，但这些年来，它们没有给“全民”分成过。从这个情理上，现在也是通过民有化给老百姓回馈过去的付出的时候。
　



　　第一个，很多人关心，你这个建议听上去挺好，但政府是什么态度？会接收么？在政治上民有化是否被接受？


　　当时，俄罗斯面临总统选举，叶利钦要连任。而此时经济局势不好，企业广泛经营不善，政府的财政收入很少。政府想的解困方法就是“以债换股”，也就是，让一些个人给国有企业贷款，同时由国有股份作为担保：如果企业在几年内不能还贷，放贷的个人就天然接手国有股份、成为企业的所有者。在实际操作上，虽然也有招投标，但内部交易严峻。少数人放贷给企业后，再和企业管理者合谋造成企业的经营不善，无力还贷，从效果上迫使大批国有企业以极低的价钱落到了私家手中，由此发生了一些财富寡头。这种做法有点像国内前几年搞的国企MBO。
　　但是，正如上面谈到，我推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私有化，不是俄罗斯意义上的私有化，而是要将国有企业“全民所有制”中“全民”作为财产所有者的身份落实。是要实现真正的“全民所有制”，让每个人都成为有产者。

　　


　　十七大讲演提出要增长老百姓的财产性收入，那是十分好的政策主意。只是在国家领有社会中的重要资产、大多数老百姓没有个人产权的情形下，老百姓的财产性收入从哪里来？把国有资产通过国民权利基金的情势民有化，实质上是为十七大政策打下基本。
　　从2008年初开端，我就在许多场所呐喊中国国有企业资产的“民有化”，并且分析了这样的政策对拉动民间消费、增进社会公平、转变中国“国富民穷”不平衡模式的好处。尤其在经济危机的时刻，让公民个人直接占有国有资产更是最佳的政策抉择。在此之前，崔之元提出过要国有企业给公民分红的倡导，但我认为，如果不真正把国有股份、国有产权落实到每个公民手中，并以此改变国有企业的管理结构，仅仅分红是很难有后果的。只有把财产权的所有者详细落实到每个公民身上，才干使中国老百姓变得有底气,并享受资产升值的财富效应。2008年7月，我提的一个详细措施是，在全国和31省市分辨成破国民权益基金，共32个，把全国的国民权益基金股份均分给13亿公民，各省市的基金依照“本地公民多分、外省市公民少分”的准则进行，以此完成民有化改革。
　　首先，把国有企业股权分到公民个人身上、实现民有化，在政治上应该能接受，不存在意识形态上的障碍。在实践上和法律上，国有企业从来就是全民所有制企业，国有企业不是政府所有的企业，政府是受托方，是代办公民在管理这些企业和国有资产。差异在于，以前没有把“全民所有制”中的所有者身份、名字具体落实，所有者是虚的、缺位的，而我建议的是通过设立公民权益基金、把基金股份均分到公民个人手里，把“全民所有制”系统的建立过程中最后的一步给走完，也就是，把所有者真正具体落实。
　　不过，话又说回来，对于我们做教学的人，我的重要义务不是先斟酌政府会不会采取，而是通过本人的研究，讲明白这样做的好处，讲清晰假如不进行民有化改革又会怎么。我提出这样的建议，是由于通过研讨剖析，意识到这是下一步中国连续增长的要害性改革，最有利于中国国民的福祉。当然，这几十年来，政府决议变得更加开明、对人民负责，比方我从前始终提，与其政府花钱，不如直接给老百姓发钱。现在许多处所政府都有给市民发红包，发消费券的举动，也让人觉得今天的中国在提高。
　　至于国有资产到底有多少、在哪里？这些细节可以弄清楚。除了中心国企、地方国企外，还有像大学、病院、中央和地方各行政与事业单位的企业、资产等等，除了部门划拨到社会保障基金之外，都应当纳入公民权益基金。这些并入的资产价值可以缓缓评估核算，但准确的评估不主要，因为分到老百姓手里的是公民权益基金股份，让他们自己、专业评估机构和投行去评估吧。各级国资委体系在过去数年中，已经做了很多这方面的工作，把属于国家的企业和资产理顺了很多，打下了基础。我们现在要做的在某种意思上就是对国资委的转型，把它们过去代表政府管理的全民资产转变为代表全国公民管理的资产，把国资委转变为公民权益基金。


在经济危机的时刻，让公民个人直接拥有国有资产更是最佳的政策取舍。在此之前，崔之元提出过要国有企业给公民分红的建议，但我以为，如果不真正把国有股份、国有产权落实到每个公民手中，并以此改变国有企业的管理结构，仅仅分红是很难有效果的。只有把财产权的所有者具体落实到每个公民身上，能力使中国老百姓变得有底气,并享受资产升值的财富效应。

　　能够看出，俄罗斯的问题不是因私有化券所致。中国目前的国有制实际上是官权所有，国有制成为少数人把持社会资源、进行权钱交易、瓜分国有资产的借口。在这种体系下，人民名义是所有者，实际上基本无法行使所有者的权力，既没有对国有资产的应用、治理和调配的发言权和监视权，也无奈从国有资产的增值中获利。

　　从一开始，我比较幻想化地提议一次性树立全国公民一人一份的权益基金。考虑到各地的情况有所不同，也为了有试点推广的空间，这一思路后来有所调剂，也就是，可以先从省一级开始试验，甚至从地市级开始，一些地方国有企业可以先由地方国资委操作，把地方国民权益基金股份分给这个地域的公民。至于一些大型国有企业，好比宝钢，虽然在上海，可是是全国人民的钱办起来的，所以大部分仍是要放在全国国民权益基金的篮子里。这样一步步来，先从产权归属没有争议的地方国企开始办起，逐步把全国的国有企业资产都装进不同级别的国民权益基金之中。

　　所以，俄罗斯涌现的财富寡头不是私有化券所致，而是后来的“以债换股”、当初私有化不彻底所致。


　　第二个问题，民有化改革在技巧层面有没有操作障碍？


　　最近，很愉快地看到，对我的民有化改造提议跟理由，越来越普遍的共鸣正在逐渐构成。邹恒甫、谢国忠、张维迎等从不同角度谈到相似的建议，上海一位政协委员正式提出了专门提案，设计如何率先把上海的国有资产实现民有化。当然对我的民有化倡议，也有良多质疑，为了防止一遍遍的说明同样的问题，我想就多少个质疑做一个集中答复。


　　第三个问题，如果把国有企业资产通过国民权益基金股份，分给每个公民，会不会像前苏联那样，老百姓不晓得股票的价值，转手就廉价卖了换酒喝了？这样会助长社会不公平、促成寡头的出现？
　　以前，我们总难理解，中国为什么要“保8”、要8%的GDP增速才释怀？这是因为老百姓感触到的GDP增速和实际的GDP增速是两回事，因为在国有制之下，大众没有多少资产性收入，他们主要或说完全靠工资生涯，而资产升值和财产性收入主要进入国家手里、不能转换成民间消费增长的能源。所以，现在的国有制抑制老百姓的资产性收入，也就克制民间消费需求，进而，经济增长只能靠出口带动。


　　中国今天搞民有化，比当初俄罗斯、捷克的前提要成熟很多。俄罗斯、捷克的老百姓当时对股票、债券、基金股份的价值完整没有认识，也没有任何实际操作经验。我1986年在国防科技大学工作，当时学校强迫老师每月买国库券，工资的一部分直接以国库券的形式发放。我当时对有价证券毫无认识，以为它没有价值，等同废纸，所以顺手就给了别人。我当时对国库券的认识和态度大略和俄罗斯、捷克人对私有化券的认识和立场差未几。


　　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出产已经不是问题，但造出来的东西由谁来买，这才是增加的瓶颈所在。以前中国造的货色卖给别的国家特殊是发达国度，但当初的寰球金融危机导致出口减少，内需不足问题尤为凸起。而且即使不全球金融危机，也因为世界多数人已经用上了中国商品，当前要大幅扩展出口也很难。所以，中国经济从外向型向内需型转变已经火烧眉毛，而要实现这种改变，就必需转变目前的所有制构造，把国有产权中属于每个人的那局部产权分给个人，让老庶民分享资产升值的财产效应、增添海内的民间花费需要。

　　但现在，中国的情况不同了，中国老百姓全民炒股，基金账户有一亿多，大家对股票、基金等有价证券的认识已经比拟充足，市场监管的问题固然很多，但监管架构已经具备，有18年的经验。要搞民有化，中国人比当初的俄罗斯人、东欧人有教训得多，至少不会呈现拿民有化基金股份换酒喝的情况。

　　对于俄罗斯的情况，许多存在曲解。俄罗斯的终局偏偏是私有化不彻底所致。1992至1994年间，俄罗斯最初的私有化是政府给每个公民散发面额1万卢布的私有化券，凭证可购买企业股票或入股投资基金，也可有偿转让或出卖，数以千百万计的俄罗斯人成为了股民。这之后，因为通货膨胀，一些民众为了生计出售了私有化券，暴富者和经理们伺机便宜拉拢，私有化证券向他们手中集中。但这部分的比例不是很大，而且也因为当时的俄罗斯人对有价证券还没经验，没有交易过任何股票，以为这些东西没有什么价值、不值钱，所以，很轻易就卖了。
中国目前的国有制实际上是官权所有，国有制成为少数人节制社会资源、进行权钱交易、瓜分国有资产的借口。在这种体制下，人民名义是所有者，实际上根本无法行使所有者的权利，既没有对国有资产的使用、管理和分配的发言权和监督权，也无法从国有资产的增值中获利。


　　我想把这几点懂得清楚，对于民有化最主要的顾虑应该可以消除了。
　　所以，从上述几方面，我看不出民有化改革在意识状态上存在什么阻碍。

　　操作起来比设想的确定要庞杂，然而，今天的银行、证券与基金管理行业可能井井有条地服务好几亿银行客户、一个多亿基金账户、几千万证券投资者账户，处置13亿公民权益基金账户，不会有问题。户籍管理、人口统计现在做得很精致，每个成年公民有一个身份证号，都是能找到的。



　　而捷克的情况就不同。捷克也是发行私有化券，将所有国有资产平分给国民，公民可以直接购置公有企业股份，也可以向投资基金投入私有化券，成为基金股东。基金用私有化券购买国企股份，获取投资回报，而后再向投入私有化券的公民分红。捷克的私有化很彻底，没有留下国有股份，也就没有留下任何诸如“以债换股”的后遗症。在捷克，私有化后，并没培养俄罗斯那样的寡头局势。私有化转轨实现以后，捷克成为东欧继波兰之后第二个经济复苏的国家。
　　我想这确切是国情，如果管理层不推进，事件会难以办到。除了给社保基金划拨一些国有资产股权之外，将剩下的注入公民权益基金均分给老百姓，这当然是一件大事，也是下一步非常症结的改革，得到政府的支撑无疑极为重要。所以，在过去一年多，和体制内外的友人有过许多交换，总体上都赞成。
　　俄罗斯的私有化之所以广受诟病，问题主要出在1992-1994年私有化过程中，许多重点国企40%左右的股权持续由政府拥有。于是，改革之后，这些企业本质上继承是国有控股企业，亏损依然重大。到1996年时，这些企业财务危机又出现。
　　正如2009年1月13日邹恒甫在其博客说，“资产股份的人均分配和所有方法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里论证的资本发展社会化的必定成果”。他接着说，“中国经济的主体（国产）本来就应该是十三亿人民人均同等所有。把它们按身份证人均所有或把它们的利润按身份证人均分配都是社会主义的最一般的常识”。也就是说，把原来属于全民的财产还给全民，合乎社会主义初衷。
　　独一的遗憾是，如果咱们设定一个时间，以某个时光作为截止，在此之后诞生的中国公民就享受不到民有化基金的股份了。对于一些人来说，这会显得不够公正。不外，这总比现在老百姓谁都享受不到国有资产的利益要好，而且他们的父母享受到了这些财产，在他们的成长进程中会从侧面分享到其中的福利。
该将国有资产分给公民、实现“全民所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