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过剩的话

呵呵你麻痹1

瞿秋白：多余的话 瞿秋白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何必说？――代序
历史的误会
　　我在母亲身杀家庭离散之后，形单影只跑到北京，只愿能够考进北大，研究中国文学，将来做个教师度过这一世。什麽“治国平天下”的大志都是没有的，坏在“读书种子”爱书本子，爱文艺，不能奉公守法地潜心于升官发财。到了北京之后，住在堂兄纯白家里，北大的学膳费也生机他能够赞助我――他却没有这种可能，叫我去考普通文官测验，又没有考上，结果，是筛选一个既不要膏火又有“出生”的外交部立俄文专修馆去进。这样，我就开始学俄文（一九一七年夏），当时并不知道俄国已经革命，也不知道俄国文学的伟粗心义，不过当作将来谋一碗饭吃的本领罢了。
　　一九一八年开始看了许多新杂志，思想上好像有相当的进展，新的人生观正在形成。可是，根据我的性情，所形成的与其说是革命思想，无宁说是厌世主义的理智化。所以最早我国郑振铎、瞿世英、耿济之几个朋友组织《新社会》杂志的时候，我是一个近于托尔斯泰派的无政府主义者，而且，根本上我不是一个“政治动物”。五四运动期间，只有极短期的政治运动。不久，因为已经能够查着字典看俄国文学名著，我的注意力就大部门放在文艺方面了。对于政治上的各种主义，都不过略略“浏览”求得一些现代常识，并没有兴趣去具体研究。然而可以说，这时就开始“历史的误会”了：事情是这样的――五四运动一开始，我就当了俄文专修的总代表之一。
　　当时的一些同窗里，谁也不愿意干，结果，我得做这一学校的“政治领袖”，我得组织同学群众去参加当时的政治运动。不久，李大钊，张崧年他们发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或是“俄罗斯研究会”罢？），我也因为读了俄文的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的某几段，对于社会――尤其是社会主义最终理想发生了好奇心和研究的兴趣，所以也参加了。这时候或许是一九一九年底一九二○年初，学生运动正在转变和分化，学生会的工作也没有以前那麽热闹了。我就多读一些书。
　　最后，有了机会到俄国去了――北京晨报要派通信记者到莫斯科去，来找我。我想，看一看那“新国家”，尤其是借此机会把俄国文学好好研究一下，的确是一件最惬意的事，于是就出发去（一九二○年八月）。
　　最初，的确吃了几个月的黑面包，饿了好些时候。后来俄国国内战役停止，新经济政策实行，生活也就拮据了些。我在这几个月内请了私人传授，研究俄文、俄国史、俄国文学史；同时，为着敷衍晨报的通讯，也很居心看俄国共产党的报纸、文件，考察一些革命业绩。我当时对于共产主义只有同情和相当的了解，并没有想到要加入共产党，更没有心思要自己来做中国共产党的“开创人”。因为那时候，我误会着加入了党就不能专修文学――学文学似乎就是不革命的观念，在当时已经通行了。
　　可是，在当时的莫斯科，除我以外，一个俄文翻译都找不到。因此，东方大学创办中国班的时候（一九二一年秋），我就当了东大的翻译和助教；因为职务的关系，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书籍不得不研究些，而文艺反而看得少了。不久（一九二二年底），陈独秀代表中国共产党到莫斯科（那时我已经是共产党员，还是张太雷先容我进党的），我就当他的翻译。独秀回国的时候，他要我回去工作，我就同了他回到北京。于右任、邓中夏等创辨“上海大学”的时候，我正在上海。这是一九二二年夏天。他们请我当上大的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那时，我在党内只兼着一点宣传工作，编纂《新青年》。
　　上大初期，我还有余暇研究一些文艺问题，到了国民党改选，我交往上海广州之间，当翻译，参加一些国民党的工作（例如上海的国民党中央执行部委员等）；而一九二五年一月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又选举了我的中央委员。这时候，就简直完全只能做政治工作了。我的肺病又不断发生，更没有可能从事我所爱好的文艺。虽然我当时对政治问题还有相当的兴趣，可是有时还会缅怀着文艺而“欣然若失”的。
　　武汉时代的前夜（一九二七年初），我正从重病之中出险。将近病好的时候，陈独秀、彭述之等的政治主意，逐步裸露机遇主义的本质，个别党员对他们失掉了信奉。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上（一九二七年四蒲月间），独秀虽然仍然被选，但是对党的领导已经不大行了。武汉的国共决裂之后，独秀就退出中央。那时候，没有别人主持，就轮到我主持中心政治局。实在，我固然在一九二六年年底及一九二七年年初就发表了一些谈论反对彭述之，随后不得不反对陈独秀，可是，我基本上不乐意自己来取代他们――至少是独秀。我确是一种协调派的看法。当时只想独秀可能纠正他的毛病观点，不听述之的实践。等到实逼处此，要我“取独秀而代之”，我一开端就感到无比之“分歧式”，然而，又不什麽别的辨法。这样我担当了直接的政治领导的一年光景（一九二七年七月到一九二八年五月）。这期间产生了南昌暴动，广州暴动，以及最早的秋收暴动。当时，我的引导在方法上同独秀时代不同了。独秀是事无大小都加入和主持的。我却由于对组织尤其是军事异常不明了，也毫无兴致，所以只发表普通政治主张，其余调遣职员和履行的详细打算等，就完全听组织部军事部去办。那时自己就感到到空口说无聊，但是一转念要退出领导位置，又觉得似乎是拆台。这样，委曲着渡过了这一时代。
　　一九二八年六月间共产党开第六次大会的时候，许多同志反对我，也有许多同志同意我。我的进退成为党的政治主张的联带问题。所以，我虽然多次想说“你们饶了我吧，我其实没有兴趣和能力负担这个领导工作了”。但是，终于没有说出口。当时形格势禁，旧干部中又没有别人，新干部起来领导的形势还没有成熟，我只得仍旧担着这个名义。可是，事实上“六大”之后，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者是李立三和向忠发等等。因为他们在国内主持实际工作，而我在莫斯科当代表当了两年。直到立三的政治路线走上了错误的道路，我回到上海开三中全会（一九三○年九月底），我更觉得自己的政治才能确实非常单薄，竟鉴别不出立三的错误水平。结果，中央不得不再招聚会议――就是四中全会，来开除立三的中央委员、我的政治局委员，新干部起来接替了政治的最高领导。我当时觉得松了一口吻。从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三一年初，整整五年。我竟然当了中国共产党领袖之一，最后三年甚至恍如是最主要的领袖（不过并没有象外间传说的“总书记”的名义）。
　　我自己忖度着，像我这样的性格、能力、学识，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确实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我本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罢了，直到最后还是“文人积习未除”的。对于政治，从一九二七年起就逐渐减少兴趣。到最近一年――在瑞金的一年实在完全没有兴趣了。工作是“但求无过”的立场，全国的政治情况实在懒得问。一方面固然是身体衰弱，精力缺少，而表示十二分疲劳的状态；别的方面也是几十年为着“顾全大局”勉强负担一时的政治翻译、政治工作，而一直迁延下来，实在违背我的兴趣和性格的结果。这真是十几年的一场误会，一场恶梦。
　　我写这些话，绝不是要脱卸什麽责任――客观上我对共产党或是国民党的“党国”应当担负什麽责任，我决不推托，也决不能用我主观的情绪来加以谅解或者减轻。我不过想把我的真情，在死之前，说出来罢了。总之，我其实是一个很平常的文人，竟虚负了某某党的首领的名声十来年，这不是“历史的误会”，是什麽呢？
脆弱的二元人物
　　一只赢弱的马拖着几千斤的辎重车，走上了峭拔的山坡，一步步地往上爬，要往撤退是不可能，要再往前去是实在不能胜任了。我在负责政治领导的时期，就是这样一种感觉。骑虎难下的疲劳使我永久感觉一种无可形容的重压。精神上政治上的疲倦，使我盼望“甜美的”休息，以致于脑筋麻木，停止一切种种思想。一九三一年一月的共产党四中全会开除了我的政治局委员之后，我的精神状态的确是“心中空无所有”的情形，直到现在还是如此。
　　我不过三十六岁（虽然照阴历的习惯我今年是三十八岁），但是，自己觉得已经非常地衰惫，涓滴青年丁壮的兴趣都没有了。不但一般的政治问题勤得去考虑，就是一切娱乐，甚至景致都是漠不相干的了。本来我从一九一九年就得了吐血病，一直没有好好治疗的机会。肺结核的发展曾经在一九二六年走到非常危险的阶段，那年幸亏勉强医好了。可是立刻赶到武汉去，即时又是半年最繁忙紧张的工作。虽然现在肺痨的最危险期逃过了，而身体根本弄坏了，衰弱得简直是一个废人。从一九二○年直到一九三一年初，整整十年――除却躺在床上不能行为神志昏瞀的几天以外――我的头脑从没有得到休息的日子。在负责时期，神经的缓和自然是很厉害的，往往十天八天持续的不安息，为着写一篇政治论文或者讲演。这继续十几年的不休息，也许是我精神疲劳和十分厉害的神经虚弱的起因，然而究竟我离朽迈时期还很远。这十几年的辛苦，确切算起来，也不能说怎麽了不得，而我竟成了颓废残废的废人了。我是多麽懦弱，多麽不禁磨练呵！
　　或者，这不尽是身体本来不强健，所谓“先天不足”的原因罢。
　　我虽然到了十三、四岁的时候就很清苦了，可是我的家庭，世代是所谓“衣租食税”的绅士阶级，世代读书，也世代仕进。我五、六岁的时候，我的叔祖瞿庚韶，还在湖北布政使任上。他死的时候，正代理湖北巡抚。因此，我家的地步屋宇虽然几十年前就已经完全卖尽，而我小时候，却靠着叔祖伯父的官俸过了好几年十足的少爷生活。绅士的体面“必须”保持。我母亲宁肯自杀而求得我们兄弟继续读书的可能；而且我母亲因为穷而自残的时候，家里往往没有米烧饭的时候，我们还用着一个仆妇（积欠了她几个月的工资，到现在还没有还清）。我们从没有亲手洗过衣服，烧过一次饭。
　　直到那样的时候，为着要穿长衫，在母亲死后，还剩下四十多元的裁缝债，要用残余的木器去抵帐。我的名流意识――就算是深深埋伏着表面不轻易觉察罢――其实是始终没脱掉的。
　　同时，我二十一、二岁，正当所谓人生观形成的时期，理智方面是从托而斯泰式的无政府主义很快就转到了马克思主义。人生观或是主义，这是一种思想办法――所谓思路；既然走上了这条道路，却不是容易就能更换的。而马克思主义是什麽？是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和人生观。这同我潜伏的绅士意识、中国式的士大夫意识、以及后来演变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或者市侩式的意识，完全处于敌对的地位。败落的中国绅士阶级意识之中，有些这样的成分：例如假惺惺的善良礼让、避免斗争……以致寄生虫式的山人思想。（完全破产的绅士往往变成城市的波希美亚――高等游民，颓丧的、软弱的、浪漫的，甚至傲慢的人物。说得真实                  未审些，是废料。我想，这两种意识在我内心里一直地斗争，也就侵蚀了我极大局部的精力。我得时时刻刻压抑自己绅士和游民式的情感，极勉强地用我所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的理智来发明新的情感、新的感觉方式。可是无产阶级意识在我的内心里是始终没有得到真正的胜利的。）
　　当我缺席政治会议，我就会“就事论事”，抛开我自己的“感觉”专就我所知道的那一点理论去推断一个问题，决定一种政策等等。但是，我一直觉得这工作是“替别人做的”。我每次开会或者做文章的时候，都觉得很麻烦，总在急急于结束，好“回到自己那里去”休息。我每每理想着：我愿意到随意一个小市镇去当一个教员，并不是为着发展什麽教育，只不过求得一口饱饭罢了。在余的时候，读读自己所爱读的书、文艺、小说、诗词、歌曲之类，这不是很逍遥的吗？
　　这种两元化的人格，我自己早已察觉――到去年更是完完全全了解了，已经不能丝毫自欺的了；但是“八七”会议之后，我并没有公然地说出来，四中全会之后也没有说出来，在去年我还是决断不下，以致延迟下来，哑忍着，甚至对之华（我的爱人）也只偶尔露一点口风，往往还要加一番弥缝的话。没有这样的勇气。
　　可是真相是始终要暴露的，“二元”之中总有“一元”要获得实际上的胜利。正因为我的政治上疲劳疲倦，内心的思惟斗争不能再连续了。诚实说，在四中全会之后，我早已成为十足的市侩――对于政治问题我极力防止发表意见。中央怎麽说，我就怎麽说，认为我说错了，我立刻承认错误，也没有什麽心思去分辩。说我是机会主义就是机会主义好了，一切工作只要交代得过去就算了。我对于政治和党的种种问题，真没有兴趣去留神和研究。只因为六年的“文字因缘”，对于现代文学以及文学史上的各种有趣的问题，有时候还有点兴趣去思考一下，然而大半也是观赏的分数居多，而研究分析的分数较少。而且膂力的衰弱也不允许我多所思索了。
　　体力上的感觉是：每天只要用脑到两三小时以上，就觉得十分疲劳，或者过火的畸形的高兴――无所谓的高兴，以致于不能睡觉，脑痛……冷汗。
　　唉，脆弱的人呵！所谓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需要这种货色吗？！我想，假定我保留这过剩的生命若干时候，我另有谢绝用脑的一个方法，我只做些不用自出机杼的文字工作，“以度余年”。但是，最后也是趁早结束了罢。
我和马克思主义
　　当我开始我的社会生涯的时候，正是中国的“新文明”活动的浪潮非常汹涌的时期。为着继承深刻地研究俄文和俄国文学，我恰好又不能不到世界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国度”去。我那时的思维是很杂乱的：十六、七岁开始读了些老庄之类的子书，随后是宋儒语录，随后是佛经、《大乘起星信论》――直到胡适之的《哲学史纲要》、梁漱溟的《印度哲学》，还有当时出版的一些迷信理论、文艺评论。在到俄国之前，诚然已经读过倍倍尔的著作，《共产党宣言》之类，极少几本马克思的书籍，然而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是根本说不上的。
　　而且，我很小的时候，就不知怎样有一个怪僻的想头：为什麽每一个读书人都要去“治国平天下”呢？个人找一种学问或是文艺研究一下不好吗？所以我到俄国之后，虽然因为职务的关系，时常得读些列宁他们的著作、论文、报告，可是这不外求得对于俄国革命和国际局势的常识，并没有当真去研究。政治上一切种种主义，正是“治国平天下”的各种不同的脉案和药方。
　　我根本不想做“王者之师”，不想做“诸葛亮”――这些事自然有别人去干――我也就不去研究了。不过，我对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最终理想，却比较有兴趣。
　　记切当时理解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社会同样是无阶级、无政府、无国家的最自在的社会，我心上就很抚慰了，因为这同我当初无政府主义、和平博爱世界的空想没有抵触了。所不同的是手腕。马克思主义告诉我要到达这样的终极目标，客观上无论如何也逃不了最尖利的阶级斗争，以至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无产阶级统治国家的一个阶段。为着要毁灭“国家”，一定要先组织一时期的新式国家；为着要实现最彻底的民权主义（也就是所谓的民权的社会），一定要先实施无产阶级的民权。这名义上“自圆其说”，而实际上很有情理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所谓辩证 法――使我很觉得有趣。我大抵了解了这问题，就搁下了，一心去研究俄文，至少有大半年，我没有工夫去管什麽主义不主义。
　　后来，莫斯科东方大学要我当翻译，才没的措施又打起精神去看那一些书。谁知越到后来就越没有功夫继续研究文学，未几就喧宾夺主了。
　　但是，我第一次在俄国不过两年，真正用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常识不过半年， 这是跟着东大课程上的需要看一些书。来日要译经济学上的那一段，今天晚上先看一道，作为准备。其它唯物史观哲学等等也是如此。这毫不是有系统的研究。至于第二次我到俄国（一九二八年――一九三○年），那时当着共产党的代表，每天开会，解决问题，忙个不了，更没有功夫做有系统的学术上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部分：唯物论的哲学。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的理论，以及经济政治学，我都没有系统地研究过。资本论――我就根本没有读过，尤其对于经济学我没有兴趣。我的一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常识，差不多都是从报章杂志上的零碎论文和列宁几本小册子上得来的。
　　可是，在一九二三年的中国，研究马克思主义以至一般社会学的人，还少得很。因此，仅仅因此，我担任了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之后，就逐渐地偷到所谓“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虚名。
　　其实，我对这些学问，的确只知道一点皮毛。当时我只是根据几本本国文的书籍转译一下，编了一些讲义。现在看起来，是十分成熟、错误百出的东西。现在有许多新进的青年，许多比较有系统地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的学者――而且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水平也进步了许多。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误会”，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中国的现代社会，部分的是研究中国历史的发端――也不得不禁我来开始尝试。五四以后的五年中间，记得只有陈独秀、戴季陶、李汉俊几个人写过几篇对于这个问题的论文，可是都是无关重要的。我回国之后，因为已经在党内工作，虽然只有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却不由我不开始这个尝试：分析中国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程度，分析中国社会阶级分化的性质，阶级斗争的形势，阶级斗争和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关系等等。
　　从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七年，我在这方面的工作，天然，在全党同志的督促，实际奋斗的反应，以及国际的领导之下，逐渐有相称的提高。这决不是我一个人的工作，越到后来，我的参加越少。单就我的“成就”而论，现在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可显明地看见，我在当时所做的理论上的错误，共产党怎样纠正了我的错误，以及我的理论之中包括着多麽混淆和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的成分。
　　这些机会主义的成散发展起来，就构成错误的政治路线，致使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不能不开革我的政治局委员。的确，到一九三○年，我虽然在国际上参加了两年的政治工作，相当得到一些新的知识，受到一些政治上的锻炼，但是，不但不先进，自己反而觉得退步了。中国的阶级斗争早已进到了更高的阶段，对于中国的社会关系和政治情势，需要更深入更庞杂的分析，更明了的判定，而我的那点知识相对不够，而且非无产阶级的反布尔塞维克的意识就完全暴露了。
　　当时，我逐渐觉得很多问题，不但想不通，甚至不想动了。新的领导者施展某些问题讨论之后，我会感觉到松快，觉得这样解决原是最恰当不过的，我当初为什麽几乎想不通；但是――也有时候会觉得不了解。
　　尔后，我勉强自己去想一切“治国平天下”的大问题的必要，已经没有了！我在十二分疲劳和吐血症复发的期间，就不再去“独立思索”了。一九三一年初，就开始我政治上以及政治思想上的消极时期，直到现在。从那时候起，我没有自己的思想。（我以中央的思想为思想。）这并不是说我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党员，对于中央的理论政策都完全而深刻的了解。相反的，我正是一个最坏的党员，早就值得开除的，因为我对中央的理论政策不加思索了。偶然我也有对中央政策怀疑的时候，但是，立刻就停滞怀疑了――因为怀疑也是一种思索；我既然不思索了――自然也就不怀疑。
　　我的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常识，曾经在当时起过一些作用――好的坏的影响都是人所共知的事件，不必我本人来断定――而到了当初，我已经在政治上逝世灭，不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宣扬者了。
　　同时要说我已废弃了马克思主义，也是不确的。如果要同我谈起一切种种政治问题，我除开依据我那一点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推论以外，却又没有什麽别的方法。事实上我这些推论又恐怕包含着许多机会主义，也就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在内，这是“亦未可知”的。
　　因此，我更不用狂然省力去思索：我的思路已经在青年时期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初步，无从转变；同时，这思路却同非马克思主义的岐路交织着，再自由任意地走去，不知会跑到什麽地方去。――而最主要的是我没勇气再跑了，我根本没有精力在作政治的社会科学的思索了。
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
　　当我不得不累赘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的时候，正是中国革命进到了最伟大的改变和震动的时代，这就是武汉时代结束之后。分析新的形势，断定新的政策，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阶级斗争最复杂最激烈的路线会合分化转变的时期，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义务。当时，许多同志和我，多多少少都犯了政治上的错误；同时，更有许多以前的同志在这阶级斗争进一步的关口，自觉或不自发的离开了革命队伍。在最初，我们在党的领导之下所决定的政策正常的是不正确的。武汉分裂当前，我们接着就决议贺叶的南昌暴动和两湖广东暴动（一九二七年），到十一月又决定广州暴动。这些暴动自身并不是什么盲动主义，因为都有相当的干部基本。虽然，中国的一般革命形势，从一九二七年三月底英美日帝国主义炮轰南京要挟公民党反共以后，就已经开始低落；但是，接着而来的武汉政府中的奋斗、分裂――直到广州暴动的举出苏维埃旗号，都仍是革命权势方面合法的挽回局面的尝试，成果，是失败了――就是说没有能够把革命形势重新转变到高涨的阵容，必需重整旗鼓。而我――这时期当然我应当负重要的责任――在一九二八年初，广州暴动失败之后，仍旧认为革命形势一般的存在，而且继续高涨，这就是盲动主义的路线了。
　　底本个别的盲动现象，我们和当时的中央从一九二七年十月起就表现反对；对于有些党部不尽力去领导和争夺大众，反而孤注一掷，或者仅仅去暗害豪绅之类的举动，我们老是加以纠正的。可是，因为当时全部路线错误，所以不论主观上怎么了解盲动主义现象不好，费劲于枝枝节节的纠正，客观上却在领导着盲动主义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改正了这个过错，使政策走上了准确的途径。天然，武汉时期之后，咱们所得到的中国革命之中的最主要的教训：例如革命有一省或多少省先成功的可能和前程，反帝国主义革命最亲密的跟土地革命接洽着等――都是“六大”所采用的。苏维埃革命的方针，就在“六大”更明白地划定下来。
　　但是以我个人而论，在那个时候，我的观点之中不仅有过分估计革命形势的发展，以致助长盲动主义的错误。对于中国农民阶层的分析，认为富农还在革命阵线之内，认为不久的未来就可以在某些大城市取得暴动的胜利等观点，也已经潜伏着或者有所表示。不过，同志们都没有发现这些观点的错误，还没有指出来。我自己当然更不会知道这些是错误的。直到一九二九年秋天，探讨农民问题的时侯，才开始暴露我在农夫问题上的错误。不幸得很，当时没有更深刻更无情的检举……。
　　此后，就来了立三路线的问题了。
　　一九二九年底，我还在莫斯科的时侯，就听说立三和忠发的政策有许多不妥善的地方。同时，莫斯科中国劳动大学(前称孙中山大学)的学生中间发生非常剧烈的斗争。我向来没有知人之明，只想弥缝弛缓这些斗争，觉得相互攻讦批驳的许多同志都是好的，听他们所说的事情却往往有些非常出奇，似乎都是成心夸张事实，奉为“打倒”对方的理由。因此，我就站在调和的态度。这使得那里的党部认为我刚好是机会主义和异己分子的包庇者。结果，撤销了我的中国共产党驻莫斯科代表的职务，筹备回国。自然，在回国任务之中，最主要的是纠正立三的错误，歼灭莫斯科中国同志的派别观念对于国内同志的影响。
　　但是，事实上我什么也没做到。立三的错误在那时――一九三○年夏天――已经造成了自己的半托洛茨基的路线，派别观念也使得党内到处压制莫斯科回国的新干部。而我回来招集的三中全会，以及中央一切处理，都只是零零星碎地纠正了立三的一些不言而喻的错误。既没有指出立三的路线错误，更没有在组织上和一切规划及实际工作上保障国际路线的履行。实际上我的确没有认出立三路线和国际路线的根本不同。
　　老实说，立三路线是我的许多错误观点――有人说是瞿秋白主义――逻辑的发展。立三的错误政策可以说是一种失败主义。他表面上认为中国全国的革命胜利的局势已经到来，这会推进全世界的胜利，其实是觉得自己没有掌握和发展苏维埃革命在几个县区的胜利，革命前途不是马上向大城市发展而取得全国胜利以至全世界的胜利，就是敏捷的败亡，所以要孤注一掷地拼命。这是用左倾空谈来掩饰右倾机会主义的实质。因此在组织上，在实际上，在土地革命的理论上，在工会运动的方针上，在青年运动和青年组织等等各种问题上……无往而不错。我在当时却辨别不出来。事后我曾说，假定“六大”之后，留在中国直接领导的不是立三而是我，那么，在实际上我也会走到这样的错误路线，不过不至于象立三这样莽撞，也可以说，不会有立三那样的勇气。我当然间接地负着立三路线的责任。
　　于是四中全会后，就决定了开除立三的中央委员，开除我的政治局委员。我呢，象上面已经说过的，正感激这一开除，使我卸除了千均万担。我第二次回国事一九三○年八月中旬，到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我就离开了中央政治领导机关。这期间只有半年不到的时光。可是这半年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