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80后年青人路在何方？

黄晓珑1

              “阶层固化”挑衅中国
　　
　　　　咱们应该尽力营造一个有利于向上流动的社会环境和气氛，让所有人都可能怀有一个“中国梦”，即只要是中国国民，只有努力向上，不管是偏僻地域农民的子女仍是城市居民的子女，每个人都有同等的机遇和回升的空间，都可以凭借本身的才干和拼搏，改变命运。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委员会会长苏海南
　　
　　　　2010年9月16日《国民日报》发表了长篇通信《社会底层人群向上流动面临难题》，提出一个疑难：穷会成为穷的原因，富会成为富的原因吗？文章感慨，贫富差距加大的趋势日趋重大，“阶层固化”所导致的严格社会现实已经摆在我们眼前，再不可疏忽。
　　
　　　　早在2004年中国社科院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调查讲演中就指出：干部子女成为干部的机会，长短干部子女的2.1倍多。课题的组长陆学艺当时就警戒地指出：“如果三年、五年乃至十年、百年长此以往，就不是2.1倍的问题了，这个数字就会高得多了。”
　　
　　　　近年来，“农民工二代”、“贫二代”、“富二代”、“官二代”、“垄二代”（全家几代人都在国有垄断企业）的概念日渐清楚，人们觉得改变命运的渠道越来越窄。由社会底层向旁边阶层以及更上阶层流动的难度真的越来越大了吗？
　　
　　　　文/本报记者杜安娜
　　
　　　　读书者
　　
　　　　常识不必定能改变命运
　　
　　　　2009年，全国高考弃考人数达84万。为何造成缺考人数多，人口逐减、个人成就差等是不容疏忽的客观起因。但有媒体报道，高职、大专院校毕业生“就业难，收入低”。“昂贵的学费”、“毕业即失业”是农村学生弃考的主要原因之一。
　　
　　　　现在山东省政府部门工作的周兴在家乡被传为神话。10年前，这个诞生在湖北省西南部农村一个土家族的孩子，考上了山东某著名大学，从而人生发生改变。然而，近年来,这个神话成了绝版。
　　
　　　　“近几年，村里考上大学的孩子不少，但都是一些不著名的学校，真正考上名校的几乎绝迹。”周兴认为很可惜。
　　
　　　　作为国家级的贫苦县，周兴的乡亲中，能承当上万元大学膏火的并未几。“靠地吃饭的农民一年能攒下几千元，算是好的。”周兴说，看到不少人在外面打工能赚钱。现在家里的孩子们要么去读技校学手艺，要么就外出打工挣钱。
　　
　　　　从古至今,“读书受教育”一直是底层人士实现向上流动，改变自身命运的一种方法。1978年我国恢复高考后，一大量清贫后辈通过高考走上了另一条人生途径。很多人砸锅卖铁也要让孩子读书。然而，这种观点正在缓缓产生了变化。
　　
　　　　录取差距致农村大学生少
　　
　　　　“他们也想孩子有个好前途，不外，现在看来，因为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靠读书改变命运已成记忆。”周兴有些感慨，“当年，我们每个人都想考到县城的好高中。固然试卷雷同，但我们的录取分数必需比县城的学生高10分。”
　　
　　　　这个情理在高考录取中也是一样。全国各地学生考取北京有名大学的分数就高于北京市户籍的学生。有调查显示，在重庆市，每5个考生中简直就有一个考生加分。2010年加分人数占到17.19%，2009年更是到达30%。而农村的孩子更少有取得加分的机会。
　　
　　　　北京大学传授潘维的一组数据印证了这一说法,北大农村学生的比例从上世纪50年代的70%降至现在的1%。调查显示，即便是以农学为主的中国农业大学，1999年至2001年，农村新生均在39%左右，2007年已跌至31%。
　　
　　　　考上大学也难有好出路
　　
　　　　“考上大学的多，而考上名校的少。”从安徽六安的乡村读书出来的李伦，其父亲是当地一所学校的校长，他常听到父亲感叹，“靠读书出人头地也难”。他的故乡是典范靠“打工经济”发展起来。“出去打工的人，家家户户都盖起了小洋楼。反而是自己这种大学毕业后在城市打拼，靠自身才能买房都有些吃力的人，基本没能力再给父母在家盖楼。”李伦说，以前回家过年，乡亲们都投来赞美的目光，现在反倒本人感到不好心思。
　　
　　　　李伦感慨，虽然读好书依然是乡亲们亘古不变的“信条”，但他们也逐步有抉择性地趋利避害，即使是读了好大学，没有门路，也很难找到一份好工作。
　　
　　　　打工者
　　
　　　　改变命运的梦难圆
　　
　　　　“现在给年轻人的机会，还是少了些。”中国探月工程副总设计师龙乐豪如斯感叹。他幼时家庭贫穷，只得在家放牛，直到1949年武汉解放，11岁的龙乐豪才得以读小学，日后并有机会去改变命运。他说自己一个没什么背景的农村娃娃，能够有本日的成绩，除了靠自己,更是得益于机会。
　　
　　　　20年来，在中国农村，出门打工改变命运,背井离乡的幻想始终传播着。
　　
　　　　许多年青的农民工恰是怀着这样一个“淘金梦”走进了城市。但是随即，他们苏醒地意识到，淘金的时期已经一去不返。跟着国家经济转型，人口红利逐渐消散，打工的收入一直不见增加。受政策的限度，农民工们缺乏应有的社会保障和与城市人平等的福利待遇，加上城乡差距的扩展，城市门槛的进步，进一步减少了农民工扎根城市的可能性，向上流动的空间更是少之又少，衣锦还乡的人们早已“淘金梦”碎。
　　
　　　　今年19岁的杨王邦是广西钦州的一个一般农村孩子。当他的同龄人正踏进大学校门的时候，他已经是南宁一家炸石厂中有着三年工作教训的熟手。然而，今年他辞去了这份每月工资1500元、看起来“还可以”的工作。原因是要与正在东莞打工的父亲杨贵合一起工作，“父子有个照顾”。
　　
　　　　初中毕业就出来打工的杨王邦说，自己原来就不是读书的料。在他眼里，比他大两岁的堂哥见多识广。堂哥告知他，出来打工就是见见世面，感触一下城市，发财的妄想不是那么轻易实现。可以不做普通的纯劳务工作，找一份技巧性强的岗位工作，才是他们脚踏实地的前程。
　　
　　　　在90后的新一代农民工眼里，城市并没有他们改变命运的梦。
　　
　　　　既得者
　　
　　　　美妙生涯拼的是爸爸
　　
　　　　2009年下半年,南京市下关区劳动就业管理核心进行的一次事业编制人员招聘中，录用的四人中有三人是局引导的子女。据其上级单位说明，此次应聘自身就是面向包含在职的无事业编制的工作人员以及局系统职工的子女或配偶。这是体系内的一次“公然、公正”招聘。
　　
　　　　“官爸爸”帮忙升学就业
　　
　　　　王心（化名）并不否定自己“官二代”的身份，父亲是中部某地级市的高官。而在高中老师和同学的眼里，聪慧好学的他相对是清华、北大的苗子。然而，高考那一年，命运跟他开了一个玩笑，他的高考成绩离北大的录取线差了几分。在他父亲开到一张能够加分的“把柄”后，他才险过录取线，走进了大学校门。2003年大学本科毕业后的王心，也曾想靠自己能力拼搏。然而他觉得“幻想与现实相距太远”，在父亲的辅助下，最终进入某大型国有垄断企业工作。
　　
　　　　王心不避讳去谈这些，由于这所有都是现实。在王心的同学中不乏优良之人。但大学毕业后，那些没有社会资源的同学只能盲目地去寻找机会。
　　
　　　　“富爸爸”设计儿子人生
　　
　　　　老家山西的林国（化名），现在是中央某部门的一名公务员，他坦言，自己从读硕士到考公务员，都是家人为他设计的。他的爸爸就是人们常称的“煤老板”。读大学的时候，同窗们开他的玩笑说：家里的钱多得要用卡车运出去。然而，爸爸却没有要他接手生意，而是叫他到政府部分做事。最终在父亲的指导和“支撑”下，他报考了中心某机关的冷门职位，并顺利考上。未几,爸爸又给他在北京四环买了一套屋子。
　　
　　　　林国说，他完整没有领会过同龄人的“北漂”的感到。刚毕业几年，他四周过得比拟好的同学，大多要靠父母的经济、关系做刚强后盾。找工作、买房、买车，哪一样缺了父母的支持都不行。
　　
　　　　据“麦可思――中国2009届大学毕业生求职与工作能力考察”显示：以毕业后半年为界，农民与农民工子女有35%的毕业生未能就业，而管理阶层子女未就业的只有15%。
　　
　　　　专家访谈
　　
　　　　流动机制不公平合理
　　
　　　　现代化有倒退危险
　　
　　　　上海大学社会学教学顾骏说：“从事实的情况看，目前，各阶层之间流动碰壁的情形是存在的。”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委员会会长苏海南也提出担心：“近多少年社会底层特殊是农夫以及农夫工家庭的子女，通过教导实现向上流动的能源越来越小，本钱越来越高，渠道有变窄的趋势。”
　　
　　　　斗争就能够转变人生？
　　
　　　　“从历史上看，中国改革开放为人们供给了很多机会。那时候，只要有胆识，下海当个体户的、搞承包的、考大学的、出国留学的，以及后来炒股票的、炒楼的、弄创业板的，这些人都改变了自己的命运。”顾骏说，“这些都不需要太多家庭关系，不需要资源，有胆子去做就行。”但是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了。一个人生存越来越需要资源，没有家庭背景和社会资源的人，改变自己的命运越来越难。
　　
　　　　他举例说，当初学生去一些金融单位应聘，都须要填写一份家庭关联表，能不能被录取，在填写表格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没有资源进行交流的学生，终极只有被淘汰的运气”。而唐家岭那些“蚁族”，并不是所有大学生的问题，而是没有资源的穷学生的问题。
　　
　　　　毕竟怎么流动才是合理？顾骏说：“目前，还没有人能做这样的调查，在技术层面上很难实现，需要大批的人力。”但是，社会要发展，必需要有充足的流动。顾骏有些忧愁：“中国的阶层正在逐渐造成的进程中，一旦"固化"，新人就很难再进入。”
　　
　　　　社会渠道开放不够
　　
　　　　“社会资源重要是经济资源、组织资源和文明资源三种。在国外，三种资源往往是同一在某些少数群体手上，收入、权力、声望，个别都是一致的，三者统一。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三种资源是不统一的。干部有权，但它的经济收入和文化资源，绝对较少；知识分子本来是有声望有文化，社会名声不错，但权太小，钱太少；老板有钱，但是名誉和权力资源匮乏，20世纪80年代的老板有一句话：穷得只剩下钱了。”陆学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这样谈到。
　　
　　　　“现在呢，不少官员的工资虽然不高，但是有房有车，有的人即便是高中毕业，也要去弄个博士当；良多教授工资也高了许多，有人买了车，住上了高等公寓。而老板中的博士也不少了，有不少还当上了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陆学艺剖析道，“现在的危险不在于上层人物开端兼具三种社会资源，而是公平、公正、合理上做得不够。渠道开放不够，比方户口制度卡着，农民子弟除了考大学这条路，没有别的渠道向上流动，即使出来打工，还是个农民工。”
　　
　　　　他指出：打算经济时代留下来的一些制度性阻碍（如户籍制度、就业制度、人事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仍在妨碍着人们向上流动以失掉更高社会位置，社会流动模式浮现出新老社会流动机制并存的两重性特色。
　　
　　　　他提示，社会资源在会聚，而后续的改造不跟上，户口、就业、人事轨制基础上还卡着，社会流动的渠道有被关闭的危险。
　　
　　　　对一个社会来说：不同档次人员的流动，有利于全部社会协调。流动越活泼、通道越畅通，社会通常越有活气。相反，假如不能在中国构成公平、公道、开放的社会阶层结构和社会流念头制，可能引发社会结构性抵触，使中国经济的古代化发展面临艰苦，甚至有倒退危险。
　　
　　　　流动真的减少了吗？
　　
　　　　在今年3月接收的一次采访中，陆学艺以为，他目前划分的社会阶层构造没有变更。这是由国度跟社会治理者阶层、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科技专业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贸易服务业人员、工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和失业半失业职员等十个阶层形成。但在数目上有所不同。中产阶层的人数在增添。
　　
　　　　陆学艺说，依据他近几年的统计数据表明，中国社会高低流动的速度正在加快，从社会底层流到中层的人员，估量每年有七八百万人，即每年根本上增加700万到800万的中产阶层。他说，现在每年增加近100万个老板（民营企业家）。而历史上，均匀每年只增加50多万个，这些老板绝大局部是中产。同时，现在每年增长100多万个个体工商户，假设其中20%～30%是中产，那每年也有30万个成为中产。还有农业养殖专业户，总量至少超过100万人，这不是一笔小数量。
　　
　　　　然而，对陆学艺的观点，顾骏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对于他划分的十大阶层，我认为并分歧理。我认为，中国阶层划分应当用一个同心圆来表述。而同心圆的中心就是"权利"。离权力越远的人，就像螺旋滚动一样，被抛出局外。”